恶有大恶、小恶之分小恶如取人之邑大恶如弑君、灭国《公羊传》都

恶，有大恶、小恶之分。小恶如取人之邑，大恶如弑君、灭国，《公羊传》都加以贬斥。例如《春秋·宣公八年》：“仲遂卒于垂。”仲遂就是公子遂，《公羊传》认为不称公子就是《春秋》的一种贬。为什么在公子遂死的时候贬他呢？就因为他生前弑过服丧未逾年之君。又如《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卫侯燬灭邢。”卫侯燬就是卫文公，古代诸侯除非死后发讣告才称名，活着的时候是不称名的，所以《公羊传》问：“卫侯燬何以名？”回答说：“绝。曷为绝之？灭同姓也。”邢国是一个姬姓小国，是周（也是鲁、卫）的同姓国。灭同姓国又是灭国中之甚者，所以《春秋》要“绝”他。《公羊传》并且概括了一条：“《春秋》不待贬绝而罪恶见者，不贬绝以见罪恶也；贬绝然后罪恶见者，贬绝以见罪恶也。”

善，也有大善、小善之分。小善如邾娄国君在隐公元年就来“与公盟”，加以“渐进”，《春秋》书其字曰“仪父”。《公羊传》认为称字是一种“褒”。大善如齐桓公的存亡国、继绝世，曹公子喜时的让国等。齐桓公曾有继绝存亡之功，所以后来虽然也有灭国之恶，而《春秋》为之讳，《公羊传》说这是“君子之恶恶也疾始，而善善也乐终”。公子喜时有让国之贤，所以他的后人虽有叛国之恶，《春秋》也为之讳，《公羊传》说是“君子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

尊尊，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个重要方面，特指尊王，泛指尊上。可举《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为例。城濮之战，以“晋侯、齐师、宋师、秦师”为一方，以楚令尹子玉为另一方，《春秋》不书楚令尹子玉，而书“楚人”。《公羊传》说，称楚人是贬，为“大夫不敌君”而贬。这就是一般的尊上。晋文公战胜楚国以后，在践土大会诸侯，后又会诸侯于温，两次召周王至。《春秋》两书“公朝于王所”，《公羊传》前次说：“不与致天子。”后在《春秋》讳言“天王狩于河阳”后说：“不与再致天子。”这就是尊王。尊王不仅止于周王自身，天子之师、天子之使，《春秋》都尊之。《隐公七年》“戎伐凡伯”，《公羊传》指出这里用“伐”是“大”天子之使；《庄公六年》“公至自伐卫”，《公羊传》指出这里“致伐”是“不敢胜天子”。

亲亲，是巩固宗法制的重要道德观念，所以为儒家所提倡。以公子友处理公子牙和公子庆父两个人的问题为例。公子牙预谋篡弑，为公子友处死，《春秋》却讳杀而书“公子牙卒”。《公羊传》说，这是“缘季子（公子友）之心而为之讳”，公子友诛母兄是“君臣之义”，而他不直诛公子牙而酖之，是“使托若以疾死然，亲亲之道也”。公子庆父两次弑君，《春秋》皆不直书。《公羊传》说，前一次是因为“狱有所归”，所以公子友对同母兄庆父“不探其情”，后一次是庆父已出奔莒，公子友“缓追逸贼”，这都是公子友的“亲亲之道”，《春秋》自然也缘其心而为亲者讳。《论语·子路》记孔子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正是这种“亲亲之道”的典型表现。

贤贤，是孔子“举贤才”思想的具体表现。《春秋》书“弑君”而“及其大夫”的共有三起，《公羊传》都解释“及”为累及，并说因弑君而累及大夫的不止这三个人，《春秋》写这三个人是因为他们“贤”。孔父的“义形于色”，仇牧的“不畏强御”，荀息的“不食其言”，都是他们“贤”的地方。《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书“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公羊传》说，卫侯之罪是“杀叔武”，可是《春秋》不书卫侯杀叔武，这是“为叔武讳”。“《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叔武？让国也。”此外，季札、叔术也有“让国”之贤，祭仲有“知权”之贤，曹羁有“三谏不从遂去之”之贤，等等。

贱不肖，如《春秋·桓公二年》直书“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公羊传》多次说，《春秋》“内大恶（鲁国的大恶）讳”，如隐公时无骇帅师灭极，讳而书“入极”，这里对桓公为什么直书其恶而不讳了呢？传文点明是因为隐贤而“桓贱也”。桓公弑君篡位，第二年就接受宋国贿赂以成宋乱，有此种种不肖，所以贱之而不讳。又如《桓公六年》“蔡人杀陈佗”，陈佗是陈国的国君，《春秋》不称他“陈侯佗”而称他“陈佗”，《公羊传》认为是“绝也”。“曷为绝之？贱也。其贱奈何？外淫也。恶乎淫？淫于蔡，蔡人杀之。”可以看出，善善与贤贤是相通的，恶恶与贱不肖也是相通的。

此外，《公羊传》每抉摘微旨，揭示子夏所说的《春秋》有重人的思想。对统治阶级“丹楹刻桷”，“临民之所漱浣”筑台，以及凶年大兴土木之功等加以讥刺。

《公羊传》阐释《春秋》义理，其中有些今天看来还有积极意义，但也有些只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有积极意义，而在今天看来已是迂腐和陈旧的成分，甚至是消极和错误的。有些说教，就是在《公羊传》传述的战国时代和成书的汉初，也是相当不合时宜的。如对宋襄公在泓之战中的表现，《左传》借子鱼之口批评他“未知战”，《穀梁传》更直斥他“过而不改，又之，是谓之过”，《公羊传》却歌颂他“正”，“临大事而不忘大礼”，“虽文王之战也不过此也”，就不免太迂腐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