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战国以来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频繁尤其是作战样式的增多除了

进入战国以来，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频繁，尤其是作战样式的增多，除了对军队素质的要求愈来愈高外，对军事指挥人员的要求也更为提高。吴起认为：作为一个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应该“总文武（政治、军事兼备）”，“兼刚柔（勇敢、智谋具全）”，“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他批判那种“论将常观于勇”的片面观点。据说一次战斗前，吴起的“左右进剑”，他说：“将，专主旗鼓尔（专司指挥），临难决疑，挥兵指刃。一剑之任（持剑战斗），非将事也”。这很能说明他的军事人才思想。

吴起对将帅品质才能的要求，比过去更高。他认为首先必须具备理、备、果、戒、约五项基本条件。这就是说要具备“治众如治寡”的指挥能力，“出门如见敌”的敌情观念，“临敌不怀生（不作苟活考虑）”的献身精神，“虽克（战胜）如始战”的谨慎态度，“法令省而不烦”的简练作风。他特别强调将帅必须有“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的高贵政治品德，并要求将帅，必须以“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为自己的行为规范。

吴起还认为，将帅在作战指挥方面，要能掌握“四机”：气机、地机、事机和力机。也就是要善于控制军队士气，善于利用地理条件，善于运用战略战术，善于保持和加强军队战斗力。他认为符合上述基本条件和指挥才能，才算得上“良将”；这样的良将，“得之国强，去之国亡”。

吴起强调统军将领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他强调到一人之去留，关系国家之兴亡，就未免过分夸大了个人的作用。可见吴起在军事人才思想上，和孙武等多数古代军事家一样，存在着历史唯心主义的因素。

吴起的军事思想，是继承前一代，特别是孙武的军事理论，并吸收和总结同时代的战争经验，以及自己的战争实践经验而形成的。他的许多理论原则，都来源于《孙子兵法》。但随着社会的前进和战争的发展，理所当然地也有所丰富和提高。吴起对军事科学的贡献，大致有以下几点：

在战争观问题上有新的认识

孙武在战争观上，虽然已较前有所进步，认识到战争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但还没有从性质上对战争进行研究。吴起则对战争发动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根据他的认识将战争区分为正义性质的“义兵”，和非正义性质的“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两种类型，虽然还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揭示战争的本质和规律，但他的认识，已大大超越了前人的见解，比同时代的墨翟也有所深化，使我国的军事理论，在战争观问题上大大前进了一步。

在思想工作上有新的方法

吴起吸取了春秋时宋襄公（前～前）大夫子鱼所提“明耻教战”的基本精神，用新兴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教育军民，使他们愿意为封建统治作战。最可贵的是，吴起不仅仅采用上述属于理性号召的教育手段，而且还采取了属于感情号召的思想工作方法。他针对人人皆有自尊心、荣誉感，喜欢受人尊敬，不愿被人耻笑的心理，在大型宴会上，按照战功的有无、大小，规定三种不同的待遇，这对与会人员来说，必然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会引起积极的心理反应。特别是将各人的父母妻儿也召集来参加大会，并使之享受同样的分等待遇，更强烈地激发了人们的荣誉感。尤其是对那些无战功的人员，绝大多数会产生想通过积极的作战行为表现，来改变人们对自己的观感的愿望。这种崭新的思想工作方法，不但在当时曾起过良好的效应，即使在现在，也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