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丛书只是我们顺应历史要求的一点尝试，编写团队勉力为之，但因为自身修养和能力所限，丛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当初的设想，于我心有惴惴焉。目前能做到的，只是自尽其心，把编撰和出版当做是自我学习的机会，一面希冀这套书给读者朋友提供一点帮助，能够使更多的人亲近传统文化，一面祈愿借助这个平台，与更多的同道建立联系，切磋交流，为更符合时代要求的贤才和著作的出现，做一颗铺路石。

刘海滨

2019 年 8月 30日，己亥年八月初一

导读

袁采（生卒年未详，或说 1140 ～1195，或说 1140 ～1192 年以后），字君载，南宋两浙东路（今浙江）衢州府人。宋高宗绍兴年间在杭州太学读书，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取得进士身份。此后历任萍乡县主簿（掌管文书簿籍），乐清县、政和县、婺源县知县（掌管一县的政事），监登闻鼓院（掌管接受文武官员与士民上书）。他的弟弟袁伟、儿子袁景清，在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登同科进士。袁采为官“以廉明刚直称，谕民绳吏，皆有科条”。祝禹圭称其“廉而近公，公而过刚，勤而苦节”，当时人认为是实录。杨万里也曾称赞袁采为“三衢儒先，州里称贤，励操坚正，顾行清苦，三作壮县，皆腾最声”。

袁采为官之外，也以学术知名，而其学术与现实紧密相关。袁采留心地方政府和社会事务，以古鉴今，撰写了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著作，包括《乐清志》十卷、《袁氏世范》三卷、《欷歔子》一卷及《政和杂志》《县令小录》《阅史三要》《经权中兴策》《千虑鄙说》《经界捷法》《信安志》，今仅存《袁氏世范》和诗文五篇。

《袁氏世范》作于袁采任乐清知县时，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成稿，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刻行于世。此书本名《俗训》，但是给此书作序的刘镇认为，此书不仅可以施于乐清一县，而且可以“达诸四海”；不仅可以行之一时，而且可以“垂诸后世”，因此建议将书名改为“世范”。于是，这本书就以《袁氏世范》为名著称于世，成为和颜之推（531 ～约597）《颜氏家训》并称的中国古代两大家训。

当代美国汉学家包弼德先生在其名作《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中，更从唐宋转型的大视野，将《颜氏家训》与《袁氏世范》作了一个比较，认为这两本书分别标志了唐以前的门阀时代和宋以后的新儒家（即理学）时代，体现了士或士大夫（他们是政治和文化精英）的身份及其价值观的转变：士人从作为初唐以前的世家大族成员，转而为宋代的文官家族成员、地方精英；而士人追求的价值和职责，则从注重文化之学，转变为更强调伦理关怀，“袁采心中理想的士是一个伦理的人，而不是颜之推意义上的一个有文化的人”。这个比较，对我们深入理解《袁氏世范》有重要帮助。袁采的这种观念与其所在时代的理学理想也是相应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1130 ～ 1200）和袁采是同时代人。

袁采在绍熙元年的刻本后序中提到几类体裁的著作：第一类是理学家的“语录”，志在将自己的自得之学跟天下人分享，但是因为其中议论精微，一般人很难解悟；第二类是坊间的“小说、诗话之流”，这些作品重在表达个人感受，对社会教化没有什么裨益。另外还有第三类专门戒示子孙的“家训”，但其中所谈的内容不够全面、详细，流传也不广。因此，作者有志写作一种作品，不但有益于社会教化、内容全面而具体，而且表达通俗易懂，即兼顾通俗性、系统性和教化意义三者（同时也体现出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经典教义的传承和开展），这就是读者眼前的这部《袁氏世范》。

当然，值得补充的是，“语录”体著作（例如《传习录》）相对于典雅的文言著作，已经有追求通俗的趋向，而理学家本人也写作乡约、家训，如经过朱子修订的《增损吕氏乡约》，而王阳明、王心斋也写过家训类文章；又如，“小说、诗话之流”也有寓教于乐的各种形式，而且，文艺作品本身并不汲汲于直接教化，正是由此，才可能造就将艺术性与教化意义很好结合起来的文艺作品；后世 “家训”的范围逐渐扩大、流传也逐渐广泛，而袁采本人的《袁氏世范》也被归入家训类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