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上封事称旨，召而谓曰：“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尽诚规谏，至如龙逢、比干，不免孥戮。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朕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朕岂虑宗社之倾败！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暂忘，故设宴为乐。”仍赐绢有差。
贞观六年，唐太宗因为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大臣上奏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就召见他们说：“我看历朝以来，大臣们尽忠报国的事情不少，他们若遇到贤明的君主，都一心一意对皇上的行为进行规劝批评。可是像比干、关龙逢这样的忠臣，最后都还是难逃杀身之祸。当皇帝不容易，当大臣就更难了。不过，我听说龙的喉下有逆着长的鳞片，它是可以被驯服的。你们就是不怕触犯龙颜的大臣，都呈上了言辞激烈的奏章。如果你们能一直这样大胆进谏，我哪里还用得着担心国家会衰败灭亡呢？每想到你们这番心意，我都非常感激，所以摆下宴席款待你们，以表心意。”此外，唐太宗还赏赐了他们绢丝。
太常卿韦挺尝上疏陈得失，太宗赐书曰：“所上意见，极是谠言，辞理可观，甚以为慰。昔齐境之难，夷吾有射钩之罪，蒲城之役，勃鞮为斩袂之仇，而小白不以为疑，重耳待之若旧。岂非各吠非主，志在无二，卿之深诚，见于斯矣。若能克全此节，则永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励终始，垂范将来，当使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不亦美乎？朕比不闻其过，未睹其阙，赖竭忠恳，数进嘉言，用沃朕怀，一何可道！”
太常卿韦挺曾经上书唐太宗，指出他治理国家的功劳与过失。唐太宗写了一道诏书送给他，说：“你所呈上的意见极其珍贵，里面的言辞和道理都值得称道，我对此感到十分快慰。春秋时齐国发生内乱，管仲的箭曾射中齐桓公；晋国蒲城的争斗，勃鞮曾用剑斩断晋文公的衣袖。但齐桓公重用管仲，没有猜疑；晋文公对待勃鞮与其他大臣一视同仁，没有什么差别。这是臣子心怀坦诚，为他们的君主效劳。你的忠诚，从行文中就可以看出来。如果你能一直这样实事求是、刚正不阿，那么你的好名声就可以永远保全了。如果你在这方面懈怠了，将是多么可惜呀！我希望你能自始至终地做后人的表率。这可以使后来的人看今天所发生的事，就像今天的人看古代所发生的事一样，这难道不是很好吗？我过去没有听说过我犯下了哪些过错，也没看见我所做过的事中有什么缺陷，这些功绩都是依靠你们这些中正、诚实之人的结果。你们不断地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用来告诫提醒我、丰富我治国的思想，至于我个人，哪里值得一提呢？”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慑，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
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每当我一个人静坐的时候，就从内心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一直害怕上不能顺应上天的旨意，下又被百姓所埋怨。我兢兢业业地工作，只是想着要不断通过臣子的进谏来纠正自己的言行，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规范，让自己的耳朵和眼睛能听到和看到真实情况，不被外界的假象所蒙蔽，从而使臣子和百姓心情舒畅，没有怨恨停留在心里。我曾经看到臣子奏报事情，一个个都十分害怕，说话也语无伦次。向皇帝汇报一般事情的时候都这样紧张，更何况对我提出批评呢？他们一定会因为害怕冒犯我的威严而一个个心生畏惧。有鉴于此，凡是对我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所说的不符合我心意，我也不认为那是冲撞我。要是我当场责怪，弄得人人心怀恐惧，非常害怕，哪里还有谁敢再说呢？”
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徵曰：“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徵对曰：“陛下虚心采纳，诚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信而不谏，则谓之尸禄。’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太宗曰：“诚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所以禹拜昌言，岂不为此也！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询问魏徵：“最近以来，朝廷的大臣都不谈论国事，是什么原因呢？”魏徵回答说：“陛下虚心采纳臣子的意见，理所应当有来进谏的人。可是古人常说：‘不清楚真实与否就进谏，会被认为是诽谤自己；情况真实但不去进谏，这就叫作白吃饭。’但是每个人的才识胆略各不相同。懦弱的人，即使光明磊落，也不能说出来；被你疏远的人，害怕得不到你的信任，所以不会说出来；身居高位的人，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因而不敢说出来。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大家就都保持沉默，无所事事地过日子。”唐太宗说：“的确像你说的那样。我每天想这些事，臣子想向皇上进谏，要担忧动不动就有杀身之祸，这与一个人赴汤蹈火有什么区别？所以说忠贞的臣子，并不是不想尽忠。能尽忠的，都是极其难得的。因此，禹拜访昌言，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我今天敞开心扉，目的就是采纳正确的言论，你们不必害怕，大胆进谏吧！”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知者明，信为难矣。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于是乃见。由是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常念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之。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一些大臣说：“能够了解自己的人英明，但人们事实上却很难做到这样。一些舞文弄墨、投机取巧之人，都自命清高、自以为是。即使那些著名的文人，他们也会在文章中污言秽语，互相诋毁，行为拙劣可恨。从以上可以看出，国君需要得到敢于直言其过失、辅佐治理国家的直谏之臣，来指出他的错误。一个人处理很多国家大事，即使再辛苦，又哪能十全十美呢？我时常想到大臣魏徵，他能根据事情的实际情况进谏，很多时候都直指我的过失。就像镜子照人一样，美的丑的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于是唐太宗举起酒杯，对房玄龄等人进行赏赐，鼓励他们进谏的行为。
贞观十七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者十有余人。食器之间，何须苦谏？”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为事，若有不当，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比见前史，或有人臣谏事，遂答云‘业已为之’，或道‘业已许之’，竟不为停改。此则危亡之祸，可反手而待也。”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过去舜制作漆器，大禹雕刻花纹来装饰祭器，当时就有十多人因为此事进谏。我想这些都是食器，哪用得着进谏呢？”褚遂良回答：“精雕细刻，就意味着过于追求奢靡享受，这样就会妨碍耕种，繁复的纺线绣花也会使纺织者感到过度劳累。一开奢侈糜烂生活之先河，国家的衰败灭亡就慢慢来临了。享受精美漆器的欲望没有止境，发展到最后就会想用黄金来打造制作；对黄金的器皿追求不止，发展到最后必然就会想用美玉来制作。所以进谏的臣子必须在事物发展的开始进行劝谏，等事物发展到最后阶段，就用不着再进谏了，因为国家已注定灭亡，无法挽救。”唐太宗听了，赞许地说：“你说得对，我所做的事情，如果有不恰当的地方，无论是开始还是最后，你们都应当进行规劝。与过去的历史对照比较，有臣子对一些事情提出批评，如果用‘已经做了’或者‘已经答应了’这样的话来回答，而且还不停止错误的行动并进行改正，这样国家灭亡的灾难，可以说转眼就到了。”
求谏是鼓励臣下提意见，这可以算是唐太宗用人思想的精华。贞观年间，特别是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这一兼听纳下的思想和行动，形成了谏诤蔚然成风、君臣共商国是的良好风气，是“贞观之治”中最引人瞩目的重要方面。唐太宗因此成为一个从谏如流、有雄才大略的古代帝王，一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唐太宗宣称：“君暗臣谀，危亡不远。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贞观第一位谏臣魏徵也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颜、触忌讳也。”这对于一个古代的帝王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况且，唐太宗能从制度上保证广开言路。他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如健全封驳制度，反对盲目顺旨施行，重视谏官作用，还诏令宰相入阁商议军国大事时，必须使谏官随入列席，以便他们对军国大政充分发表意见。
